漫畫/李曉軍
調查動機
當“遇到問題先到社交媒體上搜索”成為一代青少年的本能反應，當班級群、興趣圈與直播平臺深度嵌入他們的日常生活，社交網絡正構成這代“數字原住民”成長的基本環境。
這一環境在提供便利與娛樂的同時，也帶來了認知塑造、時間管理、心理健康等多重挑戰。面對算法推送、網絡戾氣與沉迷風險，如何為青少年群體構建更健康的網絡生態？當虛擬社交不斷擠壓現實交流與深度思考，家庭、學校與社會又該如何形成合力？記者對此展開調查采訪。
“我兒子每天用手機至少一小時起步。”談起兒子小李使用社交媒體的狀況，北京市朝陽區居民李壯不禁搖頭。
“我就是和同學在班級群里聊聊天，再看看公眾號。”在朝陽區某中學初三年級就讀的小李告訴《法治日報》記者，他所在的班級共有33名學生，僅兩人沒有社交賬號。
小李的日常，正是當前初中生數字生活的一個縮影。記者近日在采訪中發現，初中生普遍使用社交賬號。多位受訪學生所在班級均建有社交群，這些學生分布于北京市西城區、海淀區、朝陽區等地。多數學生常在班級群中交流，也有學生注冊了直播平臺賬號，甚至形成“有問題先上××搜”的習慣。
全班皆有社交賬號
“咚咚咚……”10月10日晚7點左右，敲門聲響起，李壯知道是兒子放學回來了。開門后，身高已超1.7米的小李推著黑色自行車走進家門，向記者簡單打過招呼后，便徑直回到自己的房間。
放下書包，小李坐到書桌前，拿起手機解鎖，迅速瀏覽起社交群消息，并不時回復。他告訴記者，去年擁有手機并注冊社交賬號后，父母未開通支付功能，這使他在班級群中“很沒面子”。今年春節期間，群里“紅包雨”不斷，他卻無法參與，一度被同學調侃。
當晚，小李主要在班級群中和同學交流學習內容，而在另一個小群中，他正和幾位同學商量周末打籃球的安排。
在小李看來，班級群是同學們溝通的主要平臺。9月1日居家學習期間，他們便通過群聊自發組織，一同玩密室逃脫游戲——有人負責篩選商家，有人負責預訂支付，還有人協調家長接送，所有環節均在群內完成。
約晚上8點記者離開時，小李放下手機，開始寫作業。進入初三后，課業壓力增大，他通常需兩小時完成學校作業(放學后在學校寫了一部分作業)。
家住北京市海淀區的王曉也提到，她14歲的兒子小米班上所有同學都有社交賬號，并建有班級群，主要用于詢問作業，閑聊不多。小米每晚使用社交軟件約一個多小時，還加入了一個興趣社群，常與群友互動、分享資源。
今年5月，記者曾在一場聚會中見過小米，他坐在一個角落的沙發上，一直低頭看手機，很少主動與人交談。
9月6日上午，記者在北京北五環外一足球場見到了西城區某中學初三學生張冉浩。他告訴記者，班上多數同學都有社交賬號并建有群聊。自己使用社交軟件多年，父母還為他開通了支付功能，但他主要用于關注公眾號信息，特別是足球賽事和球星動態，他的足球知識多來源于此。
記者采訪10多名初中生發現，社交賬號與群聊，已不僅是一種工具，更構成了他們維系社交關系、獲取信息的重要場域。
社交平臺成“第二課堂”
值得注意的是，超過半數的受訪學生并不止于在社交群中聊天，他們還活躍在各類直播平臺，形成了更為垂直的興趣圈子，刷短視頻、追星、看劇成為他們的日常。
張冉浩在某直播平臺注冊了賬號，常刷足球視頻，也將平臺視為“生活百科”，“遇到問題或者需要幫助，就到××上搜”。
家住北京市東城區的楊瑞發現，正在讀初三的女兒喜歡追短視頻網劇，不僅有了屏幕偶像，還模仿其言行，經常對鏡搭配衣服、整理發型，甚至用電話手表和同學討論劇情，感嘆“某某（男主）太帥了”。
來自山東某縣城的初三學生丁薇今年14歲，使用社交媒體主要是“刷短視頻，看偶像動態”。為防父母檢查，她熟練掌握了切換頁面、清除后臺記錄等“反偵查”技巧。
丁薇觸網較早，小學即熟練使用手機應用，還為社交賬號設置了趣味鈴聲。她常在朋友圈分享生活，刷微博、看短視頻，將大量時間用于關注偶像“物料(在粉絲圈子中，通常指的是與偶像或明星相關的各種信息、內容或產品)”、追星。
她告訴記者，自己“粉”某少年偶像組合多年，常在直播平臺刷偶像視頻、關注動態，“只要有空，優先看偶像，希望他們永遠不‘塌房’(用于形容粉絲對偶像因負面消息曝光而導致美好形象崩塌的失望心理)”。雖未在現實中見過偶像，她仍在社交媒體上與其“分享生活”，視其為“素不相識的朋友”。
“社交平臺是我觀察世界的放大鏡，也是望遠鏡，讓我看到那些可能永遠無法親歷的生活。”丁薇說。
沉迷網絡認知受擾
然而，伴隨社交媒體深度嵌入日常生活，其帶來的認知干擾與心理沖擊也在部分初中生中逐漸顯現。
丁薇坦言，在頻繁刷新偶像動態的過程中，她的情緒常被無形牽動，甚至對現實世界產生一種“破碎感”。“為什么這個世界會這樣？”她頻繁使用網絡流行語描述內心的困惑。近期，她所關注的偶像因翻唱某歌曲，在微博上被網友群嘲為“人機”——這一源自游戲圈的詞匯，被用來形容一個人如機器人般缺乏真實情感。隨后，攻擊蔓延至粉絲群體，侮辱性言論層出不窮，令她既感不解，又無所適從。
更令她困擾的是，某些平臺不時推送的“擦邊視頻”以及帶有隱晦暗示的私信內容，不斷挑戰著她的接受底線。“長期浸染在這樣的環境里，感覺自己的三觀都快被帶歪了。”丁薇的話語中透露出迷茫與警覺。
像丁薇這樣的學生并非孤例。不少青少年在享受社交媒體便捷與趣味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于信息混雜、價值觀沖突的網絡環境中。部分受訪初中生表示，在瀏覽過程中曾被動接觸到不良信息，或陷入非理性的網絡罵戰，這些經歷不僅影響情緒，更在一定程度上動搖著他們對真實世界的認知基礎。
李壯也察覺到了兒子小李的變化。過去，小李放學后常閱讀科普書籍或與伙伴參與戶外活動，如今回家第一件事是查看手機，寫作業時也常被提示音干擾，閱讀和戶外活動時間大幅減少。
“這種行為模式轉變的背后，是社交媒體對青少年時間管理與專注力的隱性侵蝕。”李壯說。
多名受訪家長向記者反映，孩子完成作業的效率明顯下降，深度閱讀的習慣難以維持，與現實世界的聯結也逐漸減弱。屏幕那端的“即時滿足”，正不斷沖擊著傳統學習方式所需的“延遲滿足”能力。
（文中受訪初中生及家長均為化名）